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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举着洪都拉斯国旗骑在边境的围栏上。
在一场军事政变将洪都拉斯民选总统赶下台将近十年之后，成千上万洪都拉斯家庭聚集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会在临时搭建的避难所和帐篷里度过这个沉郁的纪念日，并且他们目前也正在等待向美国移民局提交庇护申请。
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荣休教授达娜·弗兰克（Dana Frank）的新书《洪都拉斯长夜》（The Long Honduran Night）中，作者描述了在2009年的政变之后，洪都拉斯这个中美洲国家所陷入的危机，并严厉抨击了美国在洪都拉斯推行的政策。这本应景的出版物为美国的读者带来了解情况所急需的政治背景，它是对当前主导了媒体话语的、空洞的党派站队的一种矫正。
这本书讲述了美国在维持政变后的政权方面扮演的角色，以及来自洪都拉斯底层草根的抵抗，围绕弗兰克自己在其中的参与乃至奋战的经历所展开。作者拒绝采用那种权威的、正式的学术语言，她的叙述带领我们在潮湿的洪都拉斯工会大厅和紧急封锁的高速公路，与华盛顿特区的酒店房间和国会大厅之间来回穿梭。书中展现的是对个人关系和斗争信念的描述，而这些也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并让我们得以窥见美国在中美洲的帝国主义阴谋诡计。
政变
作为原“香蕉共和国”（译注：最初这一术语用于指代受美国联合果品、标准果品公司控制下的中美洲国家，包括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的一员，自20世纪以来，洪都拉斯一直在经济上仰仗美国，而在政治上也从属于美国。除了为美国稳定持续供应初级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之外，这个国家数十年来都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存在，并且是美国在1954年支持危地马拉政变，以及1980年代打压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组织势力的军事集结地。
尽管面临着该地区广泛存在的贫困和寡头统治，洪都拉斯的反共福利国家体制，以及上世纪中叶采取的适度的土地改革，让该国免于遭受邻国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所经历过的动乱——而这是当代精英们拒绝吸收的教训。
当然，政变之前的洪都拉斯并非天堂。两党制使得权力始终在地主精英手上，他们视国家为攫取个人财富的来源，并逐渐把国家当成运作跨国资本的工具。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鼓动的新自由主义在21世纪升级，加之极具压迫性的反帮派治安行动的展开，这都为政变后该国军国主义自由主义者的为所欲为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活跃的社会运动组织了起来并抵抗这些政策，并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成为政变后抵抗行动中的中坚力量。这些运动得到了来自新的跨国团结网络的支持，而后者，反过来则是受益于1980年代的中美洲团结运动（Central American Solidarity Movement）的智慧与组织基础。
随着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的新政府都开始质疑正统的新自由主义，2006年靠着主流自由派政党选票当选的洪都拉斯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Manuel Zelaya）也开始左倾。尽管从传统的政治精英中脱胎而出，塞拉亚却做出了更加独立、激进的决定。他让洪都拉斯加入了加勒比石油组织以及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区域贸易协定，开展恢复农村社区土地权利的谈判，并呼吁召开立宪会议，以使该国得以从美国的阴影和影响下走出，并开展结构性的再分配改革。
这让当地精英开始插手干预。在煽动媒体诬告塞拉亚试图推翻该国宪法要求谋求连任之后，最高法院和国会迅速采取行动，批准驱逐塞拉亚出境。2009年6月28日的黎明时分，在总统还穿着睡衣的时候，军队已经包围了塞拉亚的住处，并拿枪指着他，把他赶到了哥斯达黎加。
“洪都拉斯是美国为对抗拉美各国新政权所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弗兰克写道，“塞拉亚是这些中间偏左和左翼领导人里势力最弱的一个；他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也缺乏民众基础。”很快议会和司法政变将成为拉美地区右翼反攻的主要手段。但在当时，洪都拉斯似乎一夜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
有理由证明美国对该行动点头，如果它的确没有参与到政变的谋划之中的话。载着塞拉亚出境的飞机就在美洪联合军事基地停靠加油，六名目送塞拉亚下台的军官中，有四人是在美国佐治亚州本宁堡军校受训的。而正如弗兰克承认的，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在政变前就参与到这场阴谋之中，但从奥巴马当局在政变后承认新政权合法性并维护新政权的种种努力来看，一切都已经足够清楚了。
而当然，非法驱逐洪都拉斯合法的民选总统出境并不仅仅合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就像弗兰克提到的，这场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压迫行动也确保了后来的非法政权的存续——“通过接管洪都拉斯，推动为洪都拉斯寡头和跨国公司谋利的经济议程。他们的经济计划目的是榨取教师，工厂和种植园工人，以及走上街头维护土地权益的人们的血汗钱，并把这些钱装入当地精英们的口袋中。”
一旦权力被统治阶级紧紧攥在手中，该国政权就开始推进自由化的榨取式改革，以约束劳工，而剩余的公共产品和自然资源则是价高者得。这些经济计划包括榨取教师们的养老金，暴力占有农民土地，以及臭名昭著的“宪章城市计划”（Charter Cities project），该计划由美国经济学家、新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首倡。该计划旨在推动城市私有化，并放宽土地以换取资本。弗兰克称该工程是“‘新自由主义者们’所实现的最为疯狂的梦想”。“在洪都拉斯的大环境下，”她指出，“这源于跨国公司在该国握有大量经济飞地的悠久历史。”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标准果品公司，再到出口加工区等等。2010年的时候，该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宣称：“洪都拉斯在贸易上对外开放。”
抵抗
政变之后不久，劳工、女权主义者、性少数群体、土著、学生以及非裔洪都拉斯人组织旋即结成了前所未有的联盟，发动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弗兰克致力于消除一般媒体为洪都拉斯抵抗运动贴上的“塞拉亚的支持者”这一标签。相反，洪都拉斯的社会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动员了起来，反对军国化当局对他们为之奋斗的土地、公共服务以及组织的侵占和掠夺。他们遭遇到了残酷的镇压。
洪都拉斯的下阿古安河谷变成了一个充斥着军事斗争和屠杀的场所。1990年代征用农民土地用以开辟非洲棕榈种植园这一做法对农村经济和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政变发生后，成千上万的农民正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获取他们所在社区土地的所有权。新政权却在此后切断了对话，并发动了一场驱逐运动。
作为对农民占领活动和高速公路封锁的回应，像迪南公司（Dinant Corporation）的棕榈巨头米格尔·法库塞（Miguel Facusé）这样的地主寡头“在山谷的道路、河流和小径上，如捕猎动物一样搜捕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和弗兰克一样，美国大使馆老早就知道迪南公司的法库塞参与可卡因贩卖：“就在美国一加大毒品战争力度为由资助洪都拉斯军方和警察之际，由美国支持的军方，以及一名早就为美国所知的毒贩正在联手借助暴力镇压一场农民运动，以主张其对阿古安河谷地区的非法权利。”
我认为，这正是道恩·佩利（Dawn Paley）所说的“毒品战争资本主义”（drug war capitalism）。
弗兰克写道，从2010年1月到2011年11月，“至少61名农民积极分子，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盟友在一场缓慢展开的屠杀中一个接一个、一对接一对地惨遭杀害，这场屠杀让下阿古安河谷这块美丽的农田变成了充斥着恐怖和死亡的种植园区。”到2017年，死亡数字已经上升到150人。
弗兰克还描述了洪都拉斯教师劳工抵抗运动的基层展开，这使得这一群体走到了反政变示威的前线。他们时常游行并要求恢复养老金和补还欠薪。2011年，他们开启了大规模的罢工，以反对一项旨在私有化公立学校的法案。警察的镇压造成了数人死亡，包括一名59岁的教师伊尔斯·伊万娜·韦拉斯·罗德里格斯（Ilse Ivana Velásquez Rodríguez）。
这些社会运动被迅速整合到全国人民抵抗阵线（National Front of Popular Resistance，FNRP）之中，该阵线涵盖了广泛的意识形态派系，从激进的草根社会运动，到职业行会、中产阶级以及自由党的忠实拥趸。他们的行动也得到了一些著名的独立人权和新闻组织的支持。
FNRP在城市展开的大规模抗议策略旨在“照常扰乱商业的运作，挫败政变后政权的常态化尝试，挑战其统治力，同时传达具体的诉求”。这些诉求包括坚持召开让塞拉亚丢掉总统宝座的立宪会议，目的在于从根本上重建整个国家，并使之为受剥削的大多数人服务。
就像他们在农村的同志一样，这些人也遭遇了致命的暴力镇压。弗兰克尤其强调如下案例：2009年9月21日，在塞拉亚试图回国未果后，示威者在机场游行，其中伊西斯·奥比德（Isis Obed）被狙击手杀害；又或是伊尔马·维拉纽瓦（Irma Villanueva），先是在2009年8月从一场示威中被警察绑走并论剑，此后在2010年2月再遭毒手；2011年10月22日，警察处决了22岁的亚历杭德罗·拉法埃尔·巴尔加斯（Alejandro Rafael Vargas），国立自治大学院长的儿子，以及他的朋友卡洛斯·罗德里格斯（Carlos David Pineda Rodríguez），并酿成了一场全国皆知的丑闻；但随后的12月7日，直言警察与有组织犯罪有关联的一位警察局长阿尔弗雷多·兰达维德（Alfredo Landaverde）遭到暗杀；性少数人士、抵抗组织的活动家以及记者埃里克·马丁内斯（Erick Martínez）在2012年5月也被谋杀。这一连串事件还在持续发生中。
帝国
尽管遇难人数不断增加，但美国方面对洪都拉斯军方和警方的援助，包括现金、武器和训练等却在政变后不断增加。弗兰克的报告显示，2010至2012年间，美国对洪都拉斯军警的援助增加了将近50%，中美洲区域安全倡议（CARSI）的资金也增加了33%，另外还增加4500万美元用以扩建索托卡诺联合空军基地以及新建三个美军基地。
洪都拉斯的谋杀率很快就跃居世界之首，但奥巴马当局还是坚持为这个政权辩护。美国“试图灵活地重新定义警察腐败丑闻，凶杀率统计数字，以及受美国资助的武装力量所造成的侵犯人权行径，所有这些都被统筹到毒品战争的范畴下：警察杀人被归为一般性的‘安全危机’，而‘安全危机’反过来则是贩毒所导致的。因此，美国需要继续，甚至加大对洪都拉斯援助的力度，而不是叫停。”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就曾经认为，如果美国不能持续地支持中美洲的反共独裁政权，让他们得以继续屠戮人民的话，那么人权状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打击毒品的战争取代了反共战争，但人民的流离失所、剥削和镇压依然四处存在。
美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洪都拉斯存在的危机，而是照搬国务院所保证的民主——或至少是稳定——已经在当地恢复的说辞。但是，伴随着一系列受人关注的警察暗杀事件，以及2012年2月14日可怕的监狱大火——359名囚犯因狱警的疏忽而被活活烧死之后，一些有名望的洪都拉斯领导人开始呼吁结束美国对洪都拉斯的援助，而这一呼吁也传到了美国国会，并由日益壮大的草根团结组织引领。
弗兰克描述了洪都拉斯团结网络（译注：Honduras Solidarity Network，HSN，是一个分散的组织，涵盖了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约30个组织机构，其运作目的在于展示洪都拉斯当地社会运动的面貌）的正规化，该组织由有着较长历史的草根团结团体、信仰和人权倡议组织以及独立活动人士集结而成。为了终结美国对洪都拉斯当局的扶植，他们致力于一套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斗争策略：国会宣传、媒体外联、斗争预警、巡回演讲、人权保护以及组织前往洪都拉斯的代表团。“大量无形的工作让每一份声明，每一封写给国务卿的信件，每一项人权状况都有可能得到回应和援助。”她写道。
起初，弗兰克只是写一写专栏、报道和采访什么的，但她很快意识到了，自己人在华盛顿特区。她写得最好的文章，以及针对她的最尖锐的批评，都源自她对诡异的华府文化的揭露，而正是后者让作为帝国的美国变得神秘和永续。
弗兰克描述了自己在立法机关的迷宫，及其高度专业化的行话和仪式化的行为准则中的挣扎：“我被教导说不要谈论‘权力’，而要谈‘完成事情的能力’。”她回忆起了当她和她的同时被迫表现出对民选代表们封建式的屈从时所感受到的恶心，“就好像他们是降临地球的神明一样，这也延续了一种充满等级和遵从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本不该在民主社会中出现。”
得知“美国国会的大多数外交政策都是由26岁的年轻人制定的，无论他们多么训练有素或用心良苦，都要为美国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负责”，或一些助手其实是国务院雇员，并被作为“研究员”在违背三权分立原则的情况下被分配到国会相关办公室里，她感到非常不安。“我能够感觉到金钱的寒流正在我身边涌动，”她写道，并观察到了权力周遭蔓延着的腐败：“我在参议员们面前低三下四；我被点名，被窃听，被算计，被参与到共谋中……我简直太爱这场战斗了。”
弗兰克沮丧地发现，这些苦苦奋战而来的国会信件和声明，其具体的政治影响难以追踪。即便在2012年，这些努力最终换来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援助，但对政权的援助也从其他资金渠道涌入：“国会每拨给洪都拉斯人一美元……或许就有另外五美元从奥巴马政府控制下的国际金融机构流入洪都拉斯”，例如美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直到2016年3月2日，土著的兰卡族（Lenca）活动家和抵抗运动领袖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被暗杀，事情才出现了转机。但即便《洪都拉斯贝尔塔·卡塞雷斯人权法案》生效，它还是被中间派民主党人和非政府组织搁置了起来，他们坚持国务院的路线，并用一些陈词滥调来试图破坏草根团结运动的激进目标。
当丑闻开始影响政权的统治时，洪都拉斯政府才匆忙建立由美洲国家组织支持的洪都拉斯反腐败及有罪不罚现象委员会（MACCIH），这是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实权的组织，目的是取代社运所要求的、像邻国危地马拉那样的联合国独立委员会。
就美国而言，它选择性地引渡一些洪都拉斯精英人士，以保持自己的参与度并保证洪都拉斯当局对自己的服从：2015年，前总统洛沃的儿子因贩毒被定罪并被判在美国监禁26年，洪都拉斯寡头罗森塔尔家族的两个成员则因洗钱被捕入狱。弗兰克写道：“利用这些和其他的一些引渡措施，美国通过外包洪都拉斯的法务系统来解决其纪律问题。”
最近，现任洪都拉斯总统的兄弟因贩毒和持械在迈阿密被捕，这也表明特朗普当局也是支持这一战略的。实际上，在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挥官约翰·凯利接任国土安全部长，并在随后担任白宫幕僚长之后，特朗普当局对洪都拉斯延续了先前的政策，一如前任奥巴马所做的一样。弗兰克的书中仅限于当今时代的事件，但自1912年入侵尼加拉瓜至今，美国两党在中美洲的行动遵循一条清晰且完整的路线。
独裁
美国的团结运动人士继续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机器及其在华盛顿的平庸作为作斗争，而同时政变后的洪都拉斯政权则恶化为一个彻底的独裁政权。
洛沃总统将公共安全纳入军事化，为独裁化做准备。“缓慢、必然、故意且致命地，所有社运及其盟友周遭的公共空间都被封闭锁死。”很快，有关敢死队在美方训练的特种部队中作战的报道也出现了。2012年12月，由国民党籍的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主持的洪都拉斯国会，非法罢黜了五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取而代之的是忠实于新政权的仆人。
在2013年总统大选之前，前总统塞拉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抵抗阵线FNRP催生出了自由重建党（LIBRE, Liberty and Refoundation，译注：与洪都拉斯传统的自由党不同）。这一举措在FNRP激进的草根阶层里引发了争议，最终削弱了激进的社会抵抗运动，使淡入到更加广义的“反对派”阵营中。
不过自由重建党，作为“洪都拉斯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的、独立的中间左翼政党”，展示出了其政治决心。塞拉亚的妻子卡斯特罗（Xiomara Castro）作为自由重建党的参选人，与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竞逐总统宝座，并且始终在民调上领先对方。“几十年来，掌管自由党和国民党的寡头们一直在幕后交易权力……他们感受到了自由重建党的严重威胁，并作出了狠毒的回应。”至少9名自由重建党的参选人和活动家在投票前夕遭到杀害。连国际选举观察员也受到了威胁和骚扰。
这场选举本身充满着各种违规行为，而埃尔南德斯则被宣布当选。当然，美国国务院称赞了这场透明、和平的选举。埃尔南德斯的政府开始着手扫荡洪都拉斯的社会机构和社会保护。
私有化导致成千上万公共服务行业的劳工丢掉饭碗，并且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也遭到削减。气候变化和撤资则进一步打击了业已被数十年来自由化政策摧毁的农村经济，还导致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致命的豆类产品缺失，因为豆类产品是中美洲饮食的重要组成。人口外移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2014年，一场本来被媒体用于渲染本土主义的，位于美墨边境的所谓中美洲儿童移民危机，很快演变为对暴力和贫穷根源问题的讨论，正是这些暴力和贫穷使得大量未成年人乃至整个家庭——其中主要都是洪都拉斯人——开始寻求美国的庇护。
然而，大多数媒体报道都是耸人听闻且欠缺人道关怀的，它们都规避了具体的政治语境。许多报道都肯定了洪都拉斯的安全武装力量，因为“美国大使馆官员积极地引导记者与当地向导和洪都拉斯官员接触，试图控制报道的风向”。弗兰克指出，右翼也好自由派也好，都不承认美国在破坏洪都拉斯人的生活和生计，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方面导致大量移民出现的责任。
就像特朗普当局对今天美墨边境人道主义危机所做的那样，奥巴马的应对政策也是高度军事化的。在副总统拜登和约翰·凯利将军的支持下，该方案被纳入到了“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译注：该计划于2000年实施，用以帮助哥伦比亚当局在扫毒等事务方面的工作展开）之中，并催生出了“共荣联盟”（Alliance for Prosperity）。像哥伦比亚计划一样，该项目采取了一种发展的说辞，但它承诺用自由化、大型项目和军事化来控制边境，以巩固该地区暴力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弗兰克指出，白宫和主流媒体的言论，“暗示着一场洪水将淹没该国南方，使其浸没在危险的棕色皮肤儿童浪潮中。”美国将其对墨西哥的军事援助转移并应用到该国南部危地马拉边境的军事化，使得来自中美洲一带的难民逃亡之路变得更加凶险。洪都拉斯的武装力量也开始拦截那些试图离开祖国的国民。实际上，中美洲人民集体出逃或乘大篷车逃亡的想法，正是这些短视决策的直接后果。
在洪都拉斯，埃尔南德斯政权开始采取针对新闻记者的反恐立法，并给予持械执勤的安全部队以豁免权。对国际人权组织人士的骚扰也日益增加。2015年4月，最高法院绕开所有既定程序，推翻了宪法规定的连任禁令——而洪都拉斯精英们在2009年那场政变中正是以连任为由对塞拉亚提出指控——而这一举措也为埃尔南德斯独揽大权扫清了路障。
2017年11月，埃尔南德斯和卡斯特罗再度在大选中对垒，后者作为反腐败党的萨尔瓦多·纳斯拉利亚（Salvador Nasralla）的搭档参选。大选当晚，就当纳斯拉利亚-卡斯特罗的票数领先达五个百分点时，当局突然关停计票。几天后，计票重启，埃尔南德斯则以五万票的优势宣布当选。对竞选结果的无耻窃取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就连美洲国家组织OAS也呼吁重新选举。特朗普政府和国务院倒是在埃尔南德斯胜选后发去了贺电。
黑暗
弗兰克认为洪都拉斯远称不上一个失败的国家：“洪都拉斯当局为掌控国家命脉的人们——地主们、毒贩们、寡头们、跨国公司、美方训练和资助的军队以及腐败的公职人员提供了极大的利益。”毫无疑问，马克思会同意她的看法。
洪都拉斯的例子印证了大卫·哈维所说的“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即资本原始积累并不仅是发生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而正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核所在。自2009年的军事政变以来，洪都拉斯的统治阶级与美国还有商业盟友们共谋，不惜代价追求一种无节制的积累。他们的成果非常丰富，既有阿古安河谷成堆的农民尸体，也有蒂华纳边境墙边被催泪瓦斯攻击的许多家庭。
弗兰克的书也指出了在美国语境下参与介入美国政策的局限性和挑战。但尽管如此，放弃任何战线的抗争所花费的风险都太高了。在描述洪都拉斯抵抗运动的游行和会议时，弗兰克为“日常生活的乐趣，尤其是在同不公、不平等以及帝国主义斗争中度过的日常生活”而欢庆。今天，洪都拉斯人也许正面临着最黑暗的时刻。
人们举着洪都拉斯国旗骑在边境的围栏上。
在一场军事政变将洪都拉斯民选总统赶下台将近十年之后，成千上万洪都拉斯家庭聚集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会在临时搭建的避难所和帐篷里度过这个沉郁的纪念日，并且他们目前也正在等待向美国移民局提交庇护申请。
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荣休教授达娜·弗兰克（Dana Frank）的新书《洪都拉斯长夜》（The Long Honduran Night）中，作者描述了在2009年的政变之后，洪都拉斯这个中美洲国家所陷入的危机，并严厉抨击了美国在洪都拉斯推行的政策。这本应景的出版物为美国的读者带来了解情况所急需的政治背景，它是对当前主导了媒体话语的、空洞的党派站队的一种矫正。
这本书讲述了美国在维持政变后的政权方面扮演的角色，以及来自洪都拉斯底层草根的抵抗，围绕弗兰克自己在其中的参与乃至奋战的经历所展开。作者拒绝采用那种权威的、正式的学术语言，她的叙述带领我们在潮湿的洪都拉斯工会大厅和紧急封锁的高速公路，与华盛顿特区的酒店房间和国会大厅之间来回穿梭。书中展现的是对个人关系和斗争信念的描述，而这些也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并让我们得以窥见美国在中美洲的帝国主义阴谋诡计。
政变
作为原“香蕉共和国”（译注：最初这一术语用于指代受美国联合果品、标准果品公司控制下的中美洲国家，包括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的一员，自20世纪以来，洪都拉斯一直在经济上仰仗美国，而在政治上也从属于美国。除了为美国稳定持续供应初级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之外，这个国家数十年来都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存在，并且是美国在1954年支持危地马拉政变，以及1980年代打压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组织势力的军事集结地。
尽管面临着该地区广泛存在的贫困和寡头统治，洪都拉斯的反共福利国家体制，以及上世纪中叶采取的适度的土地改革，让该国免于遭受邻国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所经历过的动乱——而这是当代精英们拒绝吸收的教训。
当然，政变之前的洪都拉斯并非天堂。两党制使得权力始终在地主精英手上，他们视国家为攫取个人财富的来源，并逐渐把国家当成运作跨国资本的工具。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鼓动的新自由主义在21世纪升级，加之极具压迫性的反帮派治安行动的展开，这都为政变后该国军国主义自由主义者的为所欲为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活跃的社会运动组织了起来并抵抗这些政策，并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成为政变后抵抗行动中的中坚力量。这些运动得到了来自新的跨国团结网络的支持，而后者，反过来则是受益于1980年代的中美洲团结运动（Central American Solidarity Movement）的智慧与组织基础。
随着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的新政府都开始质疑正统的新自由主义，2006年靠着主流自由派政党选票当选的洪都拉斯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Manuel Zelaya）也开始左倾。尽管从传统的政治精英中脱胎而出，塞拉亚却做出了更加独立、激进的决定。他让洪都拉斯加入了加勒比石油组织以及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区域贸易协定，开展恢复农村社区土地权利的谈判，并呼吁召开立宪会议，以使该国得以从美国的阴影和影响下走出，并开展结构性的再分配改革。
这让当地精英开始插手干预。在煽动媒体诬告塞拉亚试图推翻该国宪法要求谋求连任之后，最高法院和国会迅速采取行动，批准驱逐塞拉亚出境。2009年6月28日的黎明时分，在总统还穿着睡衣的时候，军队已经包围了塞拉亚的住处，并拿枪指着他，把他赶到了哥斯达黎加。
“洪都拉斯是美国为对抗拉美各国新政权所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弗兰克写道，“塞拉亚是这些中间偏左和左翼领导人里势力最弱的一个；他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也缺乏民众基础。”很快议会和司法政变将成为拉美地区右翼反攻的主要手段。但在当时，洪都拉斯似乎一夜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
有理由证明美国对该行动点头，如果它的确没有参与到政变的谋划之中的话。载着塞拉亚出境的飞机就在美洪联合军事基地停靠加油，六名目送塞拉亚下台的军官中，有四人是在美国佐治亚州本宁堡军校受训的。而正如弗兰克承认的，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在政变前就参与到这场阴谋之中，但从奥巴马当局在政变后承认新政权合法性并维护新政权的种种努力来看，一切都已经足够清楚了。
而当然，非法驱逐洪都拉斯合法的民选总统出境并不仅仅合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就像弗兰克提到的，这场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压迫行动也确保了后来的非法政权的存续——“通过接管洪都拉斯，推动为洪都拉斯寡头和跨国公司谋利的经济议程。他们的经济计划目的是榨取教师，工厂和种植园工人，以及走上街头维护土地权益的人们的血汗钱，并把这些钱装入当地精英们的口袋中。”
一旦权力被统治阶级紧紧攥在手中，该国政权就开始推进自由化的榨取式改革，以约束劳工，而剩余的公共产品和自然资源则是价高者得。这些经济计划包括榨取教师们的养老金，暴力占有农民土地，以及臭名昭著的“宪章城市计划”（Charter Cities project），该计划由美国经济学家、新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首倡。该计划旨在推动城市私有化，并放宽土地以换取资本。弗兰克称该工程是“‘新自由主义者们’所实现的最为疯狂的梦想”。“在洪都拉斯的大环境下，”她指出，“这源于跨国公司在该国握有大量经济飞地的悠久历史。”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标准果品公司，再到出口加工区等等。2010年的时候，该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宣称：“洪都拉斯在贸易上对外开放。”
抵抗
政变之后不久，劳工、女权主义者、性少数群体、土著、学生以及非裔洪都拉斯人组织旋即结成了前所未有的联盟，发动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弗兰克致力于消除一般媒体为洪都拉斯抵抗运动贴上的“塞拉亚的支持者”这一标签。相反，洪都拉斯的社会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动员了起来，反对军国化当局对他们为之奋斗的土地、公共服务以及组织的侵占和掠夺。他们遭遇到了残酷的镇压。
洪都拉斯的下阿古安河谷变成了一个充斥着军事斗争和屠杀的场所。1990年代征用农民土地用以开辟非洲棕榈种植园这一做法对农村经济和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政变发生后，成千上万的农民正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获取他们所在社区土地的所有权。新政权却在此后切断了对话，并发动了一场驱逐运动。
作为对农民占领活动和高速公路封锁的回应，像迪南公司（Dinant Corporation）的棕榈巨头米格尔·法库塞（Miguel Facusé）这样的地主寡头“在山谷的道路、河流和小径上，如捕猎动物一样搜捕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和弗兰克一样，美国大使馆老早就知道迪南公司的法库塞参与可卡因贩卖：“就在美国一加大毒品战争力度为由资助洪都拉斯军方和警察之际，由美国支持的军方，以及一名早就为美国所知的毒贩正在联手借助暴力镇压一场农民运动，以主张其对阿古安河谷地区的非法权利。”
我认为，这正是道恩·佩利（Dawn Paley）所说的“毒品战争资本主义”（drug war capitalism）。
弗兰克写道，从2010年1月到2011年11月，“至少61名农民积极分子，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盟友在一场缓慢展开的屠杀中一个接一个、一对接一对地惨遭杀害，这场屠杀让下阿古安河谷这块美丽的农田变成了充斥着恐怖和死亡的种植园区。”到2017年，死亡数字已经上升到150人。
弗兰克还描述了洪都拉斯教师劳工抵抗运动的基层展开，这使得这一群体走到了反政变示威的前线。他们时常游行并要求恢复养老金和补还欠薪。2011年，他们开启了大规模的罢工，以反对一项旨在私有化公立学校的法案。警察的镇压造成了数人死亡，包括一名59岁的教师伊尔斯·伊万娜·韦拉斯·罗德里格斯（Ilse Ivana Velásquez Rodríguez）。
这些社会运动被迅速整合到全国人民抵抗阵线（National Front of Popular Resistance，FNRP）之中，该阵线涵盖了广泛的意识形态派系，从激进的草根社会运动，到职业行会、中产阶级以及自由党的忠实拥趸。他们的行动也得到了一些著名的独立人权和新闻组织的支持。
FNRP在城市展开的大规模抗议策略旨在“照常扰乱商业的运作，挫败政变后政权的常态化尝试，挑战其统治力，同时传达具体的诉求”。这些诉求包括坚持召开让塞拉亚丢掉总统宝座的立宪会议，目的在于从根本上重建整个国家，并使之为受剥削的大多数人服务。
就像他们在农村的同志一样，这些人也遭遇了致命的暴力镇压。弗兰克尤其强调如下案例：2009年9月21日，在塞拉亚试图回国未果后，示威者在机场游行，其中伊西斯·奥比德（Isis Obed）被狙击手杀害；又或是伊尔马·维拉纽瓦（Irma Villanueva），先是在2009年8月从一场示威中被警察绑走并论剑，此后在2010年2月再遭毒手；2011年10月22日，警察处决了22岁的亚历杭德罗·拉法埃尔·巴尔加斯（Alejandro Rafael Vargas），国立自治大学院长的儿子，以及他的朋友卡洛斯·罗德里格斯（Carlos David Pineda Rodríguez），并酿成了一场全国皆知的丑闻；但随后的12月7日，直言警察与有组织犯罪有关联的一位警察局长阿尔弗雷多·兰达维德（Alfredo Landaverde）遭到暗杀；性少数人士、抵抗组织的活动家以及记者埃里克·马丁内斯（Erick Martínez）在2012年5月也被谋杀。这一连串事件还在持续发生中。
帝国
尽管遇难人数不断增加，但美国方面对洪都拉斯军方和警方的援助，包括现金、武器和训练等却在政变后不断增加。弗兰克的报告显示，2010至2012年间，美国对洪都拉斯军警的援助增加了将近50%，中美洲区域安全倡议（CARSI）的资金也增加了33%，另外还增加4500万美元用以扩建索托卡诺联合空军基地以及新建三个美军基地。
洪都拉斯的谋杀率很快就跃居世界之首，但奥巴马当局还是坚持为这个政权辩护。美国“试图灵活地重新定义警察腐败丑闻，凶杀率统计数字，以及受美国资助的武装力量所造成的侵犯人权行径，所有这些都被统筹到毒品战争的范畴下：警察杀人被归为一般性的‘安全危机’，而‘安全危机’反过来则是贩毒所导致的。因此，美国需要继续，甚至加大对洪都拉斯援助的力度，而不是叫停。”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就曾经认为，如果美国不能持续地支持中美洲的反共独裁政权，让他们得以继续屠戮人民的话，那么人权状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打击毒品的战争取代了反共战争，但人民的流离失所、剥削和镇压依然四处存在。
美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洪都拉斯存在的危机，而是照搬国务院所保证的民主——或至少是稳定——已经在当地恢复的说辞。但是，伴随着一系列受人关注的警察暗杀事件，以及2012年2月14日可怕的监狱大火——359名囚犯因狱警的疏忽而被活活烧死之后，一些有名望的洪都拉斯领导人开始呼吁结束美国对洪都拉斯的援助，而这一呼吁也传到了美国国会，并由日益壮大的草根团结组织引领。
弗兰克描述了洪都拉斯团结网络（译注：Honduras Solidarity Network，HSN，是一个分散的组织，涵盖了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约30个组织机构，其运作目的在于展示洪都拉斯当地社会运动的面貌）的正规化，该组织由有着较长历史的草根团结团体、信仰和人权倡议组织以及独立活动人士集结而成。为了终结美国对洪都拉斯当局的扶植，他们致力于一套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斗争策略：国会宣传、媒体外联、斗争预警、巡回演讲、人权保护以及组织前往洪都拉斯的代表团。“大量无形的工作让每一份声明，每一封写给国务卿的信件，每一项人权状况都有可能得到回应和援助。”她写道。
起初，弗兰克只是写一写专栏、报道和采访什么的，但她很快意识到了，自己人在华盛顿特区。她写得最好的文章，以及针对她的最尖锐的批评，都源自她对诡异的华府文化的揭露，而正是后者让作为帝国的美国变得神秘和永续。
弗兰克描述了自己在立法机关的迷宫，及其高度专业化的行话和仪式化的行为准则中的挣扎：“我被教导说不要谈论‘权力’，而要谈‘完成事情的能力’。”她回忆起了当她和她的同时被迫表现出对民选代表们封建式的屈从时所感受到的恶心，“就好像他们是降临地球的神明一样，这也延续了一种充满等级和遵从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本不该在民主社会中出现。”
得知“美国国会的大多数外交政策都是由26岁的年轻人制定的，无论他们多么训练有素或用心良苦，都要为美国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负责”，或一些助手其实是国务院雇员，并被作为“研究员”在违背三权分立原则的情况下被分配到国会相关办公室里，她感到非常不安。“我能够感觉到金钱的寒流正在我身边涌动，”她写道，并观察到了权力周遭蔓延着的腐败：“我在参议员们面前低三下四；我被点名，被窃听，被算计，被参与到共谋中……我简直太爱这场战斗了。”
弗兰克沮丧地发现，这些苦苦奋战而来的国会信件和声明，其具体的政治影响难以追踪。即便在2012年，这些努力最终换来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援助，但对政权的援助也从其他资金渠道涌入：“国会每拨给洪都拉斯人一美元……或许就有另外五美元从奥巴马政府控制下的国际金融机构流入洪都拉斯”，例如美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直到2016年3月2日，土著的兰卡族（Lenca）活动家和抵抗运动领袖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被暗杀，事情才出现了转机。但即便《洪都拉斯贝尔塔·卡塞雷斯人权法案》生效，它还是被中间派民主党人和非政府组织搁置了起来，他们坚持国务院的路线，并用一些陈词滥调来试图破坏草根团结运动的激进目标。
当丑闻开始影响政权的统治时，洪都拉斯政府才匆忙建立由美洲国家组织支持的洪都拉斯反腐败及有罪不罚现象委员会（MACCIH），这是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实权的组织，目的是取代社运所要求的、像邻国危地马拉那样的联合国独立委员会。
就美国而言，它选择性地引渡一些洪都拉斯精英人士，以保持自己的参与度并保证洪都拉斯当局对自己的服从：2015年，前总统洛沃的儿子因贩毒被定罪并被判在美国监禁26年，洪都拉斯寡头罗森塔尔家族的两个成员则因洗钱被捕入狱。弗兰克写道：“利用这些和其他的一些引渡措施，美国通过外包洪都拉斯的法务系统来解决其纪律问题。”
最近，现任洪都拉斯总统的兄弟因贩毒和持械在迈阿密被捕，这也表明特朗普当局也是支持这一战略的。实际上，在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挥官约翰·凯利接任国土安全部长，并在随后担任白宫幕僚长之后，特朗普当局对洪都拉斯延续了先前的政策，一如前任奥巴马所做的一样。弗兰克的书中仅限于当今时代的事件，但自1912年入侵尼加拉瓜至今，美国两党在中美洲的行动遵循一条清晰且完整的路线。
独裁
美国的团结运动人士继续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机器及其在华盛顿的平庸作为作斗争，而同时政变后的洪都拉斯政权则恶化为一个彻底的独裁政权。
洛沃总统将公共安全纳入军事化，为独裁化做准备。“缓慢、必然、故意且致命地，所有社运及其盟友周遭的公共空间都被封闭锁死。”很快，有关敢死队在美方训练的特种部队中作战的报道也出现了。2012年12月，由国民党籍的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主持的洪都拉斯国会，非法罢黜了五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取而代之的是忠实于新政权的仆人。
在2013年总统大选之前，前总统塞拉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抵抗阵线FNRP催生出了自由重建党（LIBRE, Liberty and Refoundation，译注：与洪都拉斯传统的自由党不同）。这一举措在FNRP激进的草根阶层里引发了争议，最终削弱了激进的社会抵抗运动，使淡入到更加广义的“反对派”阵营中。
不过自由重建党，作为“洪都拉斯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的、独立的中间左翼政党”，展示出了其政治决心。塞拉亚的妻子卡斯特罗（Xiomara Castro）作为自由重建党的参选人，与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竞逐总统宝座，并且始终在民调上领先对方。“几十年来，掌管自由党和国民党的寡头们一直在幕后交易权力……他们感受到了自由重建党的严重威胁，并作出了狠毒的回应。”至少9名自由重建党的参选人和活动家在投票前夕遭到杀害。连国际选举观察员也受到了威胁和骚扰。
这场选举本身充满着各种违规行为，而埃尔南德斯则被宣布当选。当然，美国国务院称赞了这场透明、和平的选举。埃尔南德斯的政府开始着手扫荡洪都拉斯的社会机构和社会保护。
私有化导致成千上万公共服务行业的劳工丢掉饭碗，并且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也遭到削减。气候变化和撤资则进一步打击了业已被数十年来自由化政策摧毁的农村经济，还导致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致命的豆类产品缺失，因为豆类产品是中美洲饮食的重要组成。人口外移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2014年，一场本来被媒体用于渲染本土主义的，位于美墨边境的所谓中美洲儿童移民危机，很快演变为对暴力和贫穷根源问题的讨论，正是这些暴力和贫穷使得大量未成年人乃至整个家庭——其中主要都是洪都拉斯人——开始寻求美国的庇护。
然而，大多数媒体报道都是耸人听闻且欠缺人道关怀的，它们都规避了具体的政治语境。许多报道都肯定了洪都拉斯的安全武装力量，因为“美国大使馆官员积极地引导记者与当地向导和洪都拉斯官员接触，试图控制报道的风向”。弗兰克指出，右翼也好自由派也好，都不承认美国在破坏洪都拉斯人的生活和生计，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方面导致大量移民出现的责任。
就像特朗普当局对今天美墨边境人道主义危机所做的那样，奥巴马的应对政策也是高度军事化的。在副总统拜登和约翰·凯利将军的支持下，该方案被纳入到了“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译注：该计划于2000年实施，用以帮助哥伦比亚当局在扫毒等事务方面的工作展开）之中，并催生出了“共荣联盟”（Alliance for Prosperity）。像哥伦比亚计划一样，该项目采取了一种发展的说辞，但它承诺用自由化、大型项目和军事化来控制边境，以巩固该地区暴力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弗兰克指出，白宫和主流媒体的言论，“暗示着一场洪水将淹没该国南方，使其浸没在危险的棕色皮肤儿童浪潮中。”美国将其对墨西哥的军事援助转移并应用到该国南部危地马拉边境的军事化，使得来自中美洲一带的难民逃亡之路变得更加凶险。洪都拉斯的武装力量也开始拦截那些试图离开祖国的国民。实际上，中美洲人民集体出逃或乘大篷车逃亡的想法，正是这些短视决策的直接后果。
在洪都拉斯，埃尔南德斯政权开始采取针对新闻记者的反恐立法，并给予持械执勤的安全部队以豁免权。对国际人权组织人士的骚扰也日益增加。2015年4月，最高法院绕开所有既定程序，推翻了宪法规定的连任禁令——而洪都拉斯精英们在2009年那场政变中正是以连任为由对塞拉亚提出指控——而这一举措也为埃尔南德斯独揽大权扫清了路障。
2017年11月，埃尔南德斯和卡斯特罗再度在大选中对垒，后者作为反腐败党的萨尔瓦多·纳斯拉利亚（Salvador Nasralla）的搭档参选。大选当晚，就当纳斯拉利亚-卡斯特罗的票数领先达五个百分点时，当局突然关停计票。几天后，计票重启，埃尔南德斯则以五万票的优势宣布当选。对竞选结果的无耻窃取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就连美洲国家组织OAS也呼吁重新选举。特朗普政府和国务院倒是在埃尔南德斯胜选后发去了贺电。
黑暗
弗兰克认为洪都拉斯远称不上一个失败的国家：“洪都拉斯当局为掌控国家命脉的人们——地主们、毒贩们、寡头们、跨国公司、美方训练和资助的军队以及腐败的公职人员提供了极大的利益。”毫无疑问，马克思会同意她的看法。
洪都拉斯的例子印证了大卫·哈维所说的“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即资本原始积累并不仅是发生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而正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核所在。自2009年的军事政变以来，洪都拉斯的统治阶级与美国还有商业盟友们共谋，不惜代价追求一种无节制的积累。他们的成果非常丰富，既有阿古安河谷成堆的农民尸体，也有蒂华纳边境墙边被催泪瓦斯攻击的许多家庭。
弗兰克的书也指出了在美国语境下参与介入美国政策的局限性和挑战。但尽管如此，放弃任何战线的抗争所花费的风险都太高了。在描述洪都拉斯抵抗运动的游行和会议时，弗兰克为“日常生活的乐趣，尤其是在同不公、不平等以及帝国主义斗争中度过的日常生活”而欢庆。今天，洪都拉斯人也许正面临着最黑暗的时刻。